读元遗山集四首 其四

　　古代诗歌中，向有“游仙”一体，常借描述神仙境界，以寄托作者的思想感情。亦有借以表现男妇爱情或政治生活的。远自晋 郭璞的《游仙诗》，近到龚自珍的《小游仙词》，都是此体的代表作品。南朝梁钟嵘《诗品》评郭璞云：“《游仙》之作，词多慷慨，乖远玄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后人也都以为其确系“有托而言”。至于龚的《小游仙词》，论者更以为是“既谈掌故（即有关清朝军机处的遗闻轶事），也抒感慨（即龚氏几次考军机章京均告落选的愤懑之情）”（参见近人刘逸生《龚自珍诗选》）。洪亮吉这首词，虽然未标“游仙”之题，但从内容看，也属此体，而且也是借天宫生活，仙人举止来表达某种政治寄托。

　　这首词收在《更生斋诗余·冰天雪窖词》中。词集自序云：“岁戊午（清嘉庆三年，1782）自京邸乞假回，东箱无事，辄填至数十阙。及自塞外回里，亦时时作之。遂满一卷，名曰《冰天雪窖》”，从其后言之也。从集中的编次看，此词排在“时欲乞假南回”的几首词之间，可以推断，它作于洪氏写出“力陈内外弊政”的奏疏前不久。当时，词人五十三岁，已任翰林院编修，又出任贵州学政，期满返京，充咸安宫总裁，在上书房行走。此时他似乎颇为春风得意，但又屡有归志。据恽敬《前翰林院编修洪君遗事述》：“君初第时，大臣掌翰林院者网罗人才以倾动声誉。君知其无成，欲早自异，遂于御试《征邪教疏》内力陈中外弊政，发其所忌。”这也许只是个表面现象，而关键在于洪亮吉是个有见识、有抱负、有责任感、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目击当时官僚制度的腐败、经济的危机以及苗民、白莲教民的起义，不肯默尔而息，当“立仗马”，所以早就酝酿着要冒风险出来说话，宁可丢官回老家。应考作疏，不过是适逢其全罢了。因其疏中慷慨陈辞，无所忌讳，被“抑置三等”。这就是此词的创作背景，或者说是“本事”。

　　现在我们具体来谈词的正文。“玉皇宫殿”分明是指当时朝廷；“无极”者，“天高皇帝远”也。“东龙西虎”，狰狞可怕。这是皇帝左右的权贵、亲信；“更番值”，无疑是把持朝政、轮流坐镇了。“天上事偏多”二句点出了朝中矛盾重重，危机四伏，连逍遥自在的“仙人”也要愁白了头发。“仙人”指谁？可以是泛指朝中的有识之士，也不妨看作词人的自喻。他供职翰林院，属于“词臣”和“闲官”，仿佛是天上的“散仙”。他虽无言事之责，决策之权，但由于忧国伤时，不禁愁思满怀，大有“区区之心，不能自已”（见洪我以后所作的《极言时政启》）之慨。上片全写天上情事，颇有点戏剧性和幽默感。

　　下片由前面泛说的“仙人”具体到了“麻姑”。她是有名的仙女，曾多次看到沧海桑田的变化，她的手指纤细似鸟爪，有人想让她来搔背痒，结果吃了苦头。这里说她粲然一笑，轻舒长爪，掐破碧桃花，让美艳的花光照遍千家万户。假如我们对上片的理解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这里应是表明作者不能再保持沉默，无所作为了。他将傲然一笑，无所顾忌地去揭一揭时弊，捅一捅“马蜂窝”。事情未必有成，所以用个“空”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所以用个“偶”字。但不管怎样，总能引起点轰动，冲破“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所以结拍以乐观自豪的调子唱出“掐破碧桃花，花光照万家”。下片集中写麻姑，设想甚奇，可称“神来之笔”。

　　由于此词采用的是游仙诗的形式，因此词中的情事都比较朦胧，在理解上不宜过分落实。但结合其创作背景看，说词中有作者自己在，有一定“本事”在，该不是牵强附会。从艺术角度说，它形象生动，构想神奇，充满浪漫主义的情调，堪称古代游仙诗词中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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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怨春归早，花余几点红。
留将根蒂在，岁岁有东风。

　　这首诗一开始便发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声音：“莫怨春归早”

　　大好春光是人人喜爱的，可是经不住几番风雨，几番狼藉，匆匆春又归去。面对一片惨红愁绿，古往今来有多少诗人曾为之黯然神伤，不是责怪东风无情，任意摧折百花，就是自恨无计留得春光常在。大量抒写伤春、惜眷情怀的诗词，几乎都在为春天即将离去雨伤感怨嗟。此诗作者却在这里力排众议，说道：“莫怨春归早”

　　“花余几点红”，诗人已经看到，春天盛开的百花正在凋萎，稀稀落落的几朵残花分明在告诉他春将归去。可是，他并没有因此而颓唐沮丧，仍是那样地坦然乐观。“留将根蒂在，岁岁有东风。”花开花落，原只是一时的现象，春去秋来，却是宇宙间的永恒规律，虽然今天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但只要花根不死，花茎还在，到了来年，在东风吹拂下，仍会萌发新芽，开出新花，重新展现出大好春光。浩荡东风岁岁有，春天自然也会年年来到人间。

　　推而广之，人生的境遇也同样如此。用不着为一时的挫折，暂时的逆境而垂头丧气，怨天尤人，留得根茎在，哪怕风横雨狂。今年遭了灾，明年又逢春。伤感叹息无济于事，不妨乐天知命，把希望寄托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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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北之山，蜿蜒磅礴，连亘数州，其奇伟秀丽绝亘之区，皆在吾县。县治枕山而起，其外林壑幽深，多有园林池沼之胜。出郭循山之麓，而西北之间，群山逶逦，溪水潆洄，其中有径焉，樵者之所往来。数折而入，行二三里，水之隈，山之奥，岩石之间，茂树之下，有屋数楹，是为潘氏之墅。余褰裳而入，清池湫其前，高台峙其左，古木环其宅。于是升高而望，平畴苍莽，远山回合，风含松问，响起水上。噫!此羁穷之人，遁世远举之土，所以优游而自乐者也，而吾师木崖先生居之。

　　夫科目之贵久矣，天下之士莫不奔走而艳羡之，中于膏盲，人于肺腑，群然求出于是，而未必有适于天下之用。其失者，未必其皆不才；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上之人患之，于是博搜遍采，以及山林布衣之士，而士又有他途，捷得者往往至大官。先生名满天下三十年，亦尝与诸生屡试于有司。有司者，好恶与人殊，往往几得而复失。一旦弃去，专精覃思，尽究百家之书，为文章诗歌以传于世，世莫不知有先生。间者求贤之令屡下，士之得者多矣，而先生犹然山泽之癯，混迹于田夫野老，方且乐而终身，此岂徒然也哉？

　　小子怀遁世之思久矣，方浮沉世俗之中，未克遂意，过先生之墅而有慕焉，乃为记之。

　　这篇散文借记河墅之景，颂扬隐居山林，高洁不污的河墅主人——他的老师潘木崖先生。思想内容十分可取，艺术手法独具亘色。

　　文章分为三段，首段记游写景，中段议论抒情，最后统括全篇，卒章显志。外在形式与思想内容高度统一，实为桐文讲究“义法”之范文。文章“因声求气”，造句上以四言为主，杂以三，五、七言，既有古歌行韵味，又有韩柳遗风，音律俱佳，字句传神。如第一段写河墅眭境，文笔清新优美，富有诗情画意。开头两句：“江北之山......多有园林池沼之胜。”是闲大写意的笔法把桐城河山和盘托出，有如登高鸟瞰，全景尽收眼底。接着避虚就实，去粗取精，细描木崖住宅环境，如“出郭循山之麓......是为潘氏之墅。”如此由表及里，精雕细刻，还嫌语不惊人，又“升高而望”，用远景烘托渲染，如“平畴苍莽，远山回合，风含松间，响起水上。”近于泼墨。翘首远望，景色错落，十分开阔壮观；侧耳静听，风啸水吼，难以捉摸的大自然之声写得渐沥萧飒，奔鹃澎湃，可听，可感，可见。至此，大丈夫不遇于时的安适生活环境描画得美不胜美。先秦的哲学家荀子在他的《乐论》中说：“不全不粹不胜美。”看来，戴氏对前人的这个美学观念是心领神会的。他在描写河墅时，既丰富地全面地表现自然环境，又去粗取精，经过锤炼、提高、集中，更典型，更具普遍性地表现自然环境，难爱是很大的。“全”和“粹”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只远望求“全”，不近观颐“粹”，是自然主义，只讲“粹”而不反映“全”，又容易走上抽象的臣式主义的道路。

　　《河墅记》的写作，求全而不失粹，确切地说，是概“全”以精“粹”。如果我们再将第一段把玩一番，我们就会发现戴氏笔下的河墅，如同一幅出神入化的“龙图”，云中虽只露出一鳞一爪，然而全貌宛然可见。戴氏把握“全”与“粹”的关系如此之娴熟，自然得益于桐文的“义法”之说。因为桐城古文义法本身就有两种意义：“就文之整体言之，则包括内容与形式的调剂，而融合以前道学家与古文家之文论。就文之局部而言之，即专就学文方式而言，则又能融合秦汉派之从声音证人以摹拟昔人之语言，与唐宋派之从规矩证人以摹拟昔人之体式”。中国的山水散文萌芽于两晋，产生于南北朝，鼎盛于唐宋，戴名世继承了前人记游记景的散文传统，模山范水，体物图貌，技巧很高，为桐城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篇散文还不同于当时士大夫娱情山水的闲情逸致，风雅倜傥之作，戴氏在这篇文章中弃铺陈擒藻之常法，求淡描点画之奇功，其目的在于债河墅之美，赞颂河墅主人潘木崖光明峻洁的人格和独立不群、不同世俗的高尚品质。潘先生应试不第后，从科场回到山庄，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过上清淡、闲适、幽雅的生活，与世俗之徒断绝了来往，这也是戴氏所倾慕的。在他看来，介人迫名逐利的官场，“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既然科场失意，弃绝了入仕的念头，“结庐在入境，而无车马喧”，有何不好。

　　他在文章的第二段中的议论，情绪激昂，气势恣纵，他为先生的际遇鸣不平，矛头直指贻误人才的科举制度。如“夫科目之贵久矣，天下之土莫不奔走而艳羡之，中于膏盲，人于肺腑”，寥寥数笔，使那些追名逐利的官迷丑态毕现；而“犹然山泽之瘤，混迹于田夫野老，方且乐而终身”，则赞扬了潘木崖不为利禄所诱惑的高洁风貌。“其失者未必其皆不才，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持论公允，爱憎分明，作者在描写这种超脱尘俗的河墅之中，也流霡了磊落不平之气，深化了自己的思想。

　　最后“小于怀遁世之恩久矣，方浮沉世俗之中，未克遂意”，升华了文章的主旨。作为一个封建知识分子不逃避现实，为将胸中书数百卷形成文字而奔走四方，历岁逾时而不罢手，单就这点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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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陵自北门桥西行二里，得小仓山，山自二凉胚胎，分两岭而下，尽桥而止。蜿蜒狭长，中有二池水田，俗号干河沿。河未干时，二凉山为南唐避暑所，盛可想也。凡称金陵之胜者，南曰雨花台，西南曰莫愁湖，北曰钟山，东曰冶城，东北曰孝陵，曰鸡鸣寺。登小仓山，诸景隆然上浮。凡江湖之大，云烟之变，非山之所有者，皆山之所有也。

　　康熙时，织造隋公当山之北巅，构堂皇，缭垣牖，树之荻千章，桂千畦，都人游者，翕然盛一时，号曰随园。因其姓也。后三十年，余宰江宁，园倾且颓弛，其室为酒肆，舆台嚾呶，禽鸟厌之不肯妪伏，百卉芜谢，春风不能花。余恻然而悲，问其值，曰三百金，购以月俸。茨墙剪园，易檐改途。随其高，为置江楼；随其下，为置溪亭；随其夹涧，为之桥；随其湍流，为之舟；随其地之隆中而欹侧也，为缀峰岫；随其蓊郁而旷也，为设宧窔。或扶而起之，或挤而止之，皆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而莫之夭阏者，故仍名曰随园，同其音，易其义。

　　落成叹曰：“使吾官于此，则月一至焉；使吾居于此，则日日至焉。二者不可得兼，舍官而取园者也。”遂乞病，率弟香亭、甥湄君移书史居随园。闻之苏子曰：“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然则余之仕与不仕，与居兹园之久与不久，亦随之而已。夫两物之能相易者，其一物之足以胜之也。余竟以一官易此园，园之奇，可以见矣。

　　己巳三月记。

　　《随园记》写于1749年（乾隆十四年）。1745年（乾隆十年），袁枚买下了原江宁织造隋赫德的隋园。加以葺治，改名随园。1748年（乾隆十三年），他辞官居园中。从此以后，退出仕途，徜徉于山水烟霞之中，吟诗作文，结交士子权贵，几乎长达半个世纪。

　　随园的兴建，主要出自建筑家武龙台的手笔，但全园的布局均出自袁枚的策划。这篇园记没有细讲园景，只是记叙治园的经过与取园名“随”的含义，而这些正是随园布局的主导思想。袁枚后来又作了多篇记文，主要也是记述自己享受山水之乐的感受及因此而产生的对人世变化的喟叹。

　　这篇记文，先历叙园的地理位置，显得郑重之至。接着便处处扣住“随”字，写葺园的经过与作者的趣味，表现了作者洒脱放任的处世观，充满了初得园的喜悦及对将来悠游林下的生活的憧憬。

　　袁枚的记游一类文章与他的传记文不同，一是力求简洁，一是注重铺陈场景与刻绘人物。这种相体运笔的方法，正是对韩愈、柳宗元散文作法的继承。

阑珊心绪，醉倚绿琴相伴住。一枕新愁，残夜花香月满楼。
繁笙脆管，吹得锦屏春梦远。只有垂杨，不放秋千影过墙。

　　作者家世巨富，而天生情种。但这首词中流露出来的愁绪，并非如晏殊《珠玉词》一般的闲愁、轻愁，而是沉挚的深愁。这是生命意识觉醒的标志，唯有真正热爱生命，真正认真生活的人，才会感觉到如此深重的愁情。他们太依恋春天的美好，也太担心春天的逝去，所以他们比平常人感受着更多的愁苦。

　　上片，作者从阑珊的春意写起，为读者描绘了—幅春夜愁思图。开头两句写作者感到春意阑珊，心绪惆伥。在酒醉后漫倚绿琴，四周一片寂寥，只有绿琴相伴。作者首先交待了时间、地点。时间已到了春末夏初时节，春花开始凋落，面对阑珊的春意，作者内心不禁涌起万般惆怅。项鸿祚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作者，正如他自己在自序中说的“生幼有愁癣”。故“其情艳而苦，其感于物也郁而深。”因此，在这样一个寂寥宁静的春夜，作者万般的愁绪无处排遣，只好借酒浇愁。但醉后的心境更是寂寥，于是只好以琴为伴，暂且用琴声慰藉一下孤寂的心情。这里的“相伴住”，形象地写出了作者想以琴排忧，却又心绪皆无的情景。“一枕新愁”二句，写作者夜深难眠，满腹愁绪。“残夜’’正是人们熟睡之际，而作者却嗅着庭院花香，看见满楼月色。这“残夜花香月满楼”句，暗示了作者难以成眠，使读者好像看到作者睁眼不寐沉思忧郁的形象。“一枕”句也生动地勾出作者愁绪绵绵，辗转反侧之状。“新愁”到底是什么，这里没有说，作者在下片才以含蓄的笔法暗示出来。

　　下片作者用含蓄的笔墨道出了这种“新愁"的由来。“繁重绝管，吹得锦屏春梦远”，终于道出了是隔墙邻居家繁杂的管弦乐声，把自己难成的春梦吹向了遥远的地方。从句子表面来看，似乎是比邻的弦管乐声搅得自己难以入睡，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作者的托词而已。真正的原因，是作者对隔墙佳人的思恋，才使得他卧不安席。这一点在结尾一句中含蓄地表现了出来。

　　“只有垂杨，不放秋千影过墙。”打秋千的女子，这才是作者为之辗转反侧而产生“一枕新愁”的根源。夜深人静，作者因相思而产生的种种愁绪却无法传递绐对方。因此，只好把这种哀怨发泄到了庭院中的垂杨上，仿佛那静静的垂杨也不解人意，偏偏挡住了作者的视线，从而使他连荡秋千的女子的影子也看不到。表达了作者对佳人深深的爱恋，却又无法向对方表达的惆怅与哀怨。

　　总之，这首词以其清新幽怨的风格，缠绵委婉的笔调，以情写景，景中寄情，抒发了作者内心真实的思想感情，读来令人感到真挚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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